进藏观后感(收藏19篇)

进藏观后感(收藏19篇)。

进藏观后感 [1]

星期二，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名叫《跑吧，孩子》，一听这名字，我心里感到很奇怪，无数个问号在我的脑海浮现。我接着看了一下，我看到最后时终于明白了这部电影为什么叫《跑吧，孩子》。

这个故事以“鞋子”为线索，为我们演绎了一部感人的电影。由“鞋子”展开了一系列的事情。

这部电影讲的是1965年时，那时新加坡还处在一个动乱的岁月，很多人都很贫困。而主角阿坤、小芳两兄妹正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中成长。有一次，阿坤去帮妹妹补鞋，不慎鞋子丢失了，不得已两人共用阿坤的鞋。阿坤觉得对不起妹妹，想方设法帮妹妹找鞋子。可是造化弄人。尽管阿坤把寻找妹妹的鞋的事放在第一位，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回妹妹的鞋子。而在两兄妹共用一双破鞋时，两人都遇到了尴尬，妹妹因为鞋太大，只好以各种原因欺骗老师，被老师找到后遭责骂，受了很多委屈。阿坤由于等妹妹放学后拿鞋子给他而屡次迟到，也遭到校长责备，差点勒令退学。从而影片中阿坤与妹妹暂时共穿自己仅存的破烂鞋，天天跑步上学以及为了鞋子而参加越野赛跑的片段便自然地发展起来，这正与片名不离不弃、环环相扣。另外，跑即不停，这正好映射了主人公阿坤为达目的而不折不挠的精神：为了获得球鞋踢球，他甘愿替别人做作业;为了替妹妹找鞋，他三番五次地寻找直到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撕坏，为了赢得球鞋，他那飞快的脚步歇了下来以求稳跑第三;在他摔倒之后，他毅然地爬起来拼命地飞跑起来----而最令人回味的是电影的最后一幕，当阿坤和妹妹穿起新鞋跑起来的时候，眼前却是长镜头拍摄的泥泞的小道，耳边响起的是阿坤的声音：当我们没有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觉得那位哥哥很体谅父母，不仅不让他们在他身上多花一分钱，而且他了解父母工作艰苦，不会为一点事情就去麻烦他们。可我呢?有一点点不如意，就找父母;还要他们买这买那的，父母不买，我就发脾气。我根本不知道父母的钱得用许多汗水才能换到。我不爱做家务，还常要他们帮我做，为我操劳。看完这电影后，我深深感到惭愧。我决心要向阿坤哥哥学习，做一名体谅父母、关心家人、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进藏观后感 [2]

“战争，多去了人们的一切。”

艾尔伯特是一位朴实的农民，用尽全部家当买下了这匹骏马，背负着债款累累，是一位阶级农民对于一个命运的抗衡，挣扎，为了自己所爱的证明。现实往往都是残酷的，人力仍是渺小的，即便拼劲全力开垦了荒地，种满了蔬菜，却还是被大雨浇灭了的后果，也浇灭了一家人的希望。为了生存，取舍间的抉择，只得卖马求生。生活总会让我们放下不舍，却又留不住东西，屈从于命运的安排。面对与挨骂的分别，悲伤离别的痛，只能化作无尽的泪水流淌在少年的脸上。

现实是残忍的，却不及战争的残酷。艾尔伯特的爱马就这样卷入了一场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了，成为了一匹战马。战场上，看到的是血淋淋的厮杀，听到的是枪林弹雨的共鸣，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耗殆尽，一个个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更可贵。为了救兄弟，可以做逃兵，只为受父母嘱托，生死与共。为了救一匹战马，敌对的士兵共同救助一个需要救助的生命。艾尔伯特与同乡地主之子一起从军，此时无贫富之分，只有同胞兄弟之情，甚至于战马为了同行的兄弟免受苦难，义无反顾的充到了前方，用尽全身力气，拖拉着冰冷的军用机器。更有农场主孙女在收留战马时，训练马跨栏时俏皮，可爱的场景。

正如每个人走入我们生命中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的驿站，他们一直不停地奔走着寻找下一个目标，奔跑抵达下一个不知道一站，也就像是一道道的风景线罢了。

辽远苍茫的山岭上，烈焰般炽热的夕阳，用一片透过的橘红塑造的油画温情画作，战马的灵性和坎坷加上伤感的配乐，母亲走了出来，拥抱着儿子，父亲也走了出来，拥抱着儿子，金色的农场在烈日的照耀下，战马那矫健的英姿又彰显了出来，更加豪气！

“战争，夺走了人们的一切。”如果换个角度想想，“战争，也让人明白了一切。”人世间还是有温情的，生命，还是一样令人珍惜的！

进藏观后感 [3]

1、“水城”格尔木和神奇的万丈盐桥

车队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格尔木，我们住在格尔木河东边，原西北地质局632地质大队的几间小土房里。房子住不下，一些同志就只好去住帐篷“招待所”。这次还是大老李讲故事：

格尔木系蒙古语，意即“河流密集的地方”。这里河流纵横，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主要有昆仑河、舒尔干河、格尔木河、那仁郭勒河、乌图美仁河、托拉河、东台吉乃尔河、大格勒河等几条大河，都在格尔木境内。仅以格尔木河而言，她的上游和下游汇集或分流的大小河流就有数十条，这些河流，蒙古人总称为“郭勒木德”，也就是现在音译的“格尔木”。

直到1954年，格尔木还是一片渺无人烟荒凉的大沙原，修筑青藏公路时，筑路总指挥慕生忠带着几个人去探路，他们走过荒滩，来到一条河边，从地图上看，这里应该是格尔木。有人就问慕生忠：“格尔木在哪里？”慕生忠找来一块木牌，写上“格尔木”三个大字，往地上一插，大声宣布：“这里就是格尔木！”他还把那条河叫做“格尔木河”，并兴奋地表示：“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人。”老李信誓旦旦地说，当年那木板就插在我们现在住的帐篷招待所地面上！

老李接着说：中央下了死命令，要求慕生忠在1954年底之前“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修成一条公路，只要汽车能开到拉萨就行了。”后来公路按期通了车，有人问慕生忠：“这么短的时间，你是怎么修的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探路队有辆马车，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我就让人赶着马车在前面走，筑路人沿着车辙两边各挖一条沟，路也就定下来了。有些地方低洼，就垫上点儿土；遇上大石头挡住了道，就用炸药炸掉它！汽车能够开过去就是公路。”老李侃侃而谈，这哪里是在讲故事，倒像是现如今的一位新闻发言人。

接着赵队长宣布了在格尔木的安排，他说：“在这里停留两天。明天，地质技术人员由老范带队去察尔汗盐湖参观，对咱们的勘探工作有参考价值。车队、钻机好好检查各自的车辆和钻机，一翻过昆仑山，就是可可西里，你想换个螺丝钉也难上加难了。其他人嘛——”话说到这里，队长笑了笑，接着说：“各司其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我心想，自己就是个“其他人”，但现在无责可司。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做个地质工！何况队长说地质员们去察尔汗只是参观，并没有具体要求。第二天分头行动时，我就爬上了去盐湖的那辆嘎斯51大卡车。一个地质员好心地说：“同志，你上错车了。”小蒋对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没错，没错，他是新来的练习生。”

来到盐湖，老范笑着说：“同志们，这就是世界第二大盐湖察尔汗。“察尔汗”是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盐泽’。”接着她问道：“你们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上面吗？”我低头看看地面，就是硬邦邦的灰白色土地，哪里是个‘什么’？可能其他人的感觉也跟我一样，没人回答她的问题。老范继续说：“这可不是普通的灰土地，我们现在就站在盐上面。”见大家迷惑不解，她又说：“亿万年前，柴达木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的造山运动使它隆起，经过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变迁，地壳上升，海底裸露，在后续的地质运动中柴达木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内陆海。再后来，海底的高处成为山岳，低凹处逐渐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具有汇水功能的盐湖，察尔汗就是其中的老大。长期的风吹日晒，加之降水量大大低于蒸发量，湖内高浓度的卤水逐渐结晶成盐，形成了厚厚的一层盐盖，盐盖下面就是卤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就是站在卤水湖面上！”听她这一说，刚出学校的几个小伙子呆不住了，在硬邦邦的土地上使劲跳了起来。老范连忙说：“省点力，别跳了。这层盐盖子最薄的地方也有一米多，厚的地方有三、四米，石头一样硬，你们就是将登山鞋跳穿了鞋底也没用。”

这时候，小蒋诗人看着远处晶莹如玉，鬼斧神工一般的盐花，又摇头晃脑地吟诵开了：“啊，神奇的察尔汗！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迁，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巧手，将普通盐粒变成了粒粒珍珠和珊瑚；化成了只只飞禽与走兽；盐湖变成了仙境。啊，察尔汗，你是一个不沉的湖，你更是一个看不见的湖！”

老范接着讲解说：“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里就有关于察尔汗的记载，当时民间所用的“青盐”就产于察尔汗。下面，请老魏给大家讲讲修建敦格公路的故事。”

老魏说：青藏公路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时，当时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怀又在考虑另外一条路了。原因是供应西藏的石油一直都是经由兰州、西宁再转往格尔木。但若是从甘肃的峡东火车站修条公路直接到格尔木，比经过兰州那条路近了一千来公里。1954年11月，便决定边勘察边修建敦煌至格尔木的公路。筑路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很快将公路修到了距离格尔木60公里的察尔汗盐湖。有人说，士壤中含盐量达到5﹪，修公路就要绕道。若达到10﹪再修路，那就是违背科学规律的蛮干了。筑路总指挥慕生忠回答说：你刚才说的是泥土里盐含量达到了10﹪不能修路，这个道理哪个都明白。因为盐怕水，天下雨，盐遇水融化了，公路也就陷下去了。我现在问你，盐里面土的含量达到百分之几不能修公路？这个‘科学规律’你那‘本本’里面有吗？察尔汗盐湖含盐量好像是100﹪，湖面那层坚硬的盐壳壳，千万年也没有融化，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与柴达木地区的干旱气候很有关系。全世界可能没有谁在盐上面修过公路。我们就来开个头！”

盐上面能否修路的争论告一段落，但偌大个察尔汗盐湖，虽然全被坚硬如石的结晶盐盖得密不透风，但在那层盐盖子下面，却分布着无数上窄下宽的溶洞。要修筑公路，让载重汽车在上面顺利通过，便要将那些溶洞填满。可是盐湖里面找不到一块石头，找不到一点沙土，用什么材料来填平那些溶洞呢？工地负责人拿着根撬棍，西戳戳，东敲敲，无意间竟然掀起了一块30来厘米厚的硬盐盖，这使他茅塞顿开，就地取盐盖不是也可以填平溶洞吗？他们选择一段溶洞较少的地带，背来一块块大盐盖，终于垫起了一条结实的路基，汽车安全地开过了一里多宽的溶洞区。人们高声欢呼：“我们胜利了！”那天晚上，筑路人就露宿在盐湖南岸，为欢庆这胜利的时刻，他们煮了一大锅牦牛肉，每人倒上一大碗酒，划拳猜令，举杯畅饮，人们还唱起了家乡小调，笑声、歌声、猜拳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空旷的盐湖上。从此青海柴达木盆地，便有了一条神奇的盐路。它的建筑材料既不是古代的砖石木料，也不是现代的水泥钢筋，更不用涵洞、桥梁。它长达32公里，大大方方地舒展着自己的身姿，悬浮在排名世界第二的大盐湖——察尔汗盐湖之上。人们称它为万丈盐桥。

1955年，原西北地质局632地质队勘探察尔汗盐湖矿，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探明，在察尔汗地区的广大古盐湖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1957年青海省盐务局开始对盐湖进行开发。

2、翻越昆仑山

离开格尔木的前一天，全队人员被分成好几拨子到几家帐篷饭馆去吃八宝饭。赵队长说：“今天大家敞开肚子多吃点、吃饱点。离开了格尔木，再想吃到这么香甜的八宝饭，就只能等到年底收队回西宁了。”那天晚上，队上给大家分发武器，听说是三个人发一支枪。我想哪能有我的份，找出一本书，躺在地铺上看起来。谁知一会儿大队会计刘启明跑来喊我：“小王，快起来，领枪去。”我说：“三个人才发一支枪，我就不去凑那热闹了。”刘会计说：“看来咱们队长还真算得准。要不然他怎么专门让我来喊你呢。”我跟着他来到赵队长住的帐篷，队长亲手交给我一支卡宾枪！这时候，1956年小赵在衡阳对我说的那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你还想从这小本本里看出支枪来？”但是今天，在昆仑山脚下的帐篷城市格尔木，我千真万确领到了一支明光烁亮的枪！我知道，这完全是我有幸遇到了郝部长、任部长、赵队长这样的好领导，他们没有将我当“另类人”看。回到帐篷，我将那枪擦了又擦。心里的感触真是万万千！

车队来到昆仑山的天崖涧。小蒋介绍说：天崖涧是雪水河最窄的一段，宽约8米，岸上距离水面深达30余米，上窄下宽，呈八字状，涧底黑浪奔涌，声如闷雷，从崖口往下看，头晕目眩。公路修到这里，除了在这里架桥，无别它路可走。可是那时候指挥部一个筑路工程师也没有，只好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工兵连。副连长王宏恩带领战士，冒险爬上40多米高的悬崖，冒着生命危险悬空作业，终于架成便桥，为了纪念战胜了这一天险，这座桥被命名为“天崖桥”。后来有了工程师，重新设计修建了一座永久性的桥。1956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路过这里时，对昆仑桥赞叹不已，亲自改名为“昆仑桥”。

来到纳赤台，小蒋讲故事：当年文成公主一行来到这里，准备歇息时才发现附近没有水，人畜只好忍住干渴过夜。但次日早上人们醒来，发现供放佛像的地方，竟冒出了一眼晶莹泉水，原来这是释迦牟尼佛把山中泉水压了出来，普渡众生。

另有一份资料：青藏公路修通后，一路兵站很少。1956年春天，十来个军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昆仑山下，一把炒面一把雪，手足冻僵了，皮肤冻裂了，终于在纳赤台附近找到了一股泉水。其中有位炊事员老杨，趴到泉边掬起水来饮了几口，觉得甜滋滋的，说这泉水能治百病，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昆仑泉。他们又搬来几块石头，垒了个简单的地灶，撑起了几顶帐篷，纳赤台兵站也就诞生了。

这口“昆仑泉”，确实养育了好多代的青藏人。从那次进藏之后，我多次走过青藏路，每次路过纳赤台，都要去那似一朵盛开莲花的泉眼，看望那股昼夜不息向外喷涌的，澄澈、洁净的清泉水，喝上饱饱一肚子的水，再满满地盛上一水壶。

那一天，赵队长决定大家就在纳赤台住宿，洗尽几天以来的尘土和疲劳，畅饮珍贵的昆仑泉神水。

第二天我们的车队翻过昆仑山，进入了如今名闻遐迩的可可西里大荒原。很多路段果真如老李所讲的故事，就只是经过汽车轮子多次辗压出来的道道车辙，但到处坑坑洼洼，时不时还会遇到无数的大小石头。每辆载重汽车上面都盖着厚厚的蓬布，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个东倒西歪移动着的活帐篷。车厢底部放的`是不怕踩压的物品，上面再放人们的行李，大家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人们上车坐好之后，司机便会将盖在汽车尾部的厚帆布用绳子捆紧，目的是想挡住车轮卷起的灰尘进入车厢。可这样一来，尘土没能挡住，原本就稀薄的那一点点宝贵的新鲜空气，却被厚厚的帆布挡在了车厢外；车厢里一片黑，讨厌的扬尘充满了车厢里的全部空间，那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汽车在这种路上行驶，有时候像是风浪中的一只小船，摇摇晃晃，车上的人被晃得东倒西歪；有时候遇到了“搓板路”，车子又立刻变成了一只簸箕，人被抛得五脏六腑好像颠倒了位置，有人形象地比之为“炒黄豆”。反应大的人更是翻江倒海般不断地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开始时，有人还想拿个缸子将那呕吐物接住倒到车外去，可后来，人被晃得根本拿不住缸子，反而将那些呕吐物又泼到了旁边人的身上。后来便干脆用毛巾捂住嘴，吐到毛巾里，搞得那呕吐物到处都是。

就是在路边的运输站帐篷里短暂吃饭休息时，小蒋也没忘了讲故事，他说：筑路队翻过昆仑山进入了可可西里大荒原，道路在不断地延伸，慕生忠也就一路给驻地命名，一共起了18个名字：西大滩、三叉河、乱石沟、不冻泉、开心岭、风火山、五道梁、乌丽、雁石坪等等。只有格尔木、纳赤台是原来就有的地名。接着小蒋神秘兮兮地问大家：“你们猜一猜，现在我们到了哪个站？”几个年轻地质员打开了“赌”：有人说是五道梁，有人说是雁石坪，争得不可开交。我就觉得奇怪了，他们刚才下车时还像只只蔫头蔫脑的小鸡崽，怎么一刹那间就变成了只只好斗的大公鸡？可是赵队长一直唱的是“白脸”，他高兴地劝导大家说：“同志们，别争了，心平气和悠着点。”我心里想，在那个战争年代，“宣传员”真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一天傍晚真的来到了五道梁，资料上写着：五道梁海拔高，可又像只大盘子四边高中间低，运输站恰好就设在那低洼处，还有一种说法是那里的土壤里含有某种有害元素，所以在整个青藏线，人们在五道梁的高原反应特别严重，都说：到了五道梁，喊爹又哭娘。

这一路上，人人骨头架子都快要颠散了，赖在车里下不来。又是赵队长在车下一声吆喝，原“勘探独立团”的战士们率先下了车，剩下的那些学生娃这时却没了在纳赤台争胜负时的那股气势，有气无力好不容易才都下了车，互相一看，人人嘴巴、鼻孔里钻满了尘土，连眼睫毛都好像变成了根根土黄色的细灰绳。人虽然下了车，个个又都像是喝醉了酒。脑袋发晕脚发软，脚下明明是硬梆梆的土地，那感觉倒好像是踩在了棉花上，想站站不稳，想走又迈不开步。但这时候还要自已动手卸行李，再搬到运输站那个大棉帐蓬里去打地铺。有的人高山反应强烈，一下车躺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反应稍轻的人，就只好咬紧牙关，先帮助病号铺好地铺，再扶他们躺下来，最后才去搬自己的行李卷。那时候随队只有一个卫生员钱南琪，唯一能派上用场的药也好像只有阿司匹林。谁不舒服了，就给几片阿斯匹林。从那以后，谁也不叫他的名字，一律都叫他“阿司匹林”了。

进藏观后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