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读后感(汇集12篇)

《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二十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数文章都谈到了它的文学价值，有些文章直接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著作。

现在见到的史学研究文章分别对作者与成书年代、版本及其流传、内容存佚、在浙江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把它作为史学著作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还很缺乏，在不多的文章中涉及史学价值、编纂特点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其说不确。可见，要充分揭示其历史价值，把握其历史特点，更好地利用这一珍贵文献，吸收和借鉴这一历史遗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为此，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在方氏家族中得到公正的对待。

一《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东汉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对他有专门记述，文字不长，可以迻录于此：

“赵晔字长君，会籍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

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以为发丧**。[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

举有道，卒于家。

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籍，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①

《传》中没有介绍他的生卒年代。我们可以略做一个推算：《后汉书·儒林列传》说杜抚“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

”东汉章帝建初共八年(公元76——83年)，所谓建初中大概是公元79年上下。赵晔在杜抚上任前是个县官。他应该二十几岁。杜抚死后，他干了二十年的活。根据一般情况，他大概四十多岁。如果按四十岁算，他的出生时间从公元79年上推四十年至公元40年则为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假定他活了六十岁(《传》中说他“举有道，卒于家”。估计死时年龄不会太小也不会太大)，应是公元99年即和帝永元十一年。大体说来他是东汉初人，生平主要活动于明帝到和帝时期，年辈略晚于班固(公元32——92年)，而早于荀悦(公元148——209年)百年左右。

从《传》中简单记载来看，他是个高尚其志专心向学的人。能从《韩诗》名家杜抚受业二十年，并“究竟其术”，而且在《儒林传》占有一席之地，可见他的经学造诣很深。他的《诗细历神渊》，从书名上看好像受纬书影响较大，其生活时代正值谶纬流行之时，这点容易理解。

《诗细》现不传，内容不可知。《隋书·经籍志·经部·诗类》著录的《韩诗外传》十卷下面有注曰：“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

”“泉”当为“渊”字避唐高祖李渊讳所改，《诗神泉》即本书简称，可见本书与《韩诗》有关，很可能是就《韩诗》阐发自己的思想。从《吴越春秋》的记述看，赵晔深于数术之学，再看《历神渊》的名目，估计《诗细》中或许有些神秘主义的内容。此书曾得到蔡邕的赞赏，认为长于《论衡》，并流传一时，说明书中多有独立见解，且所论有过人之处。

对于《吴越春秋》，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都有著录。《隋志》著录于《史部·杂史类》，曰：“《吴越春秋》十二卷，赵晔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沿其例著录于杂史类。《隋志》对其评价不高，在杂史类的《小序》中说：“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

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将之入杂史类，解题中引晁公武之言曰：“后汉赵晔撰。

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余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内吴外越，本末咸备”的概括是很准确的。

《宋史·艺文志》分别在别史类和霸史类中著录本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史部·载记类》，评述稍详。其中：

“煜(即晔，避清圣祖玄烨讳改)所述虽稍伤曼衍，而颇丰蔚”的评语恰如其分。

本书《隋志》和旧、新《唐书》著录均为十二卷。到《宋史·艺文志》著录时就是十卷了。元代徐天祜为十卷本作音注，意识到内容已有亡佚，称此书“殆非全书”。

徐天祜还作了一些考证，指出：“《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者。他如《文选》注引季子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庐时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吴越春秋》，今晔本咸无其文”② 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说所缺二卷，“意者西施之至吴，范蠡之去越乎？

”③ 只是猜测而已。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徐天祜所考有误，其言精当，为不易之论。④ 现本到底佚失了哪些内容已很难考定。

但我们发现有些内容是原书不当缺略的。一是现本没有阖闾与勾践战受伤而死之事。二是没有吴王夫差即位后伐越败之之事。

《夫差内传》起首即言其十一年伐齐事，《勾践入臣外传》起首即言勾践与文种、范蠡入吴请成事。

徐天祜实为《吴越春秋》功臣。他的音注“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和《左传》、《史记》相比照，考订异同；二是刊正疑讹；三是注释。

通过徐天祜的工作，纠正了原著中的一些错误，解决了一些难题。”⑤ 《四库全书总目》对徐注评价甚高，称：“天祜注于事迹异同颇有考证，……虽犹有未及详辨者，而原书失实之处，能纠正者为多。

其旁核众说，不徇本书，犹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遗意焉”。⑥

近年周生春同志对《吴越春秋》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对其版本流传及文字存佚情况所做工作尤为细致。他所著《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此书用多种版本对校，集中了《吴越春秋》的相关材料，所做考订也堪称精审，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读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由苗麓同志的校点《吴越春秋》，所做点校也颇见功力。此本后经辛正审订于1999年出版，也是很好的本子。

二《吴越春秋》现十卷，分别为卷一《吴太伯传》，卷二《吴王寿梦传》，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卷五《夫差内传》，卷六《越王无余外传》，卷七《勾践入臣外传》，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卷十《勾践伐吴外传》。于吴记录了从太伯立国到夫羲亡国的过程，着中记述了从河鲁辽王崛起到夫羲战败的晚期历史。于越记录了从大禹治水到勾践称霸的过程，传承到第八代，其亲属相继失国。

此书基本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但所记吴越事远较上述三书详备，记述当另有所本。如果《越绝书》成于战国时期的话，应该是重要的取材对象，事实上书中记述确实有与《越绝书》互有详略之处。赵晔是越南人，汉朝后期离春秋时期不远。当地会有很多传说，这些传说也会成为**的重要素材。

《吴越春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了解吴越历史的最重要的历史记录。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

一、专门叙述吴越之史，可以集中了解这一段相关的历史事实，这是与《史记》等书比较的先天优势。本书集中讲述吴越兴衰之史，与《越绝书》相比，在记述范围上稍窄一些，但内容的系统性则大胜之，而且《越绝书》对吴的记载也远逊本书。

二、记述吴越之史比《史记》等书详尽得多，为人们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历史知识。比较突出的有三例。其一，对于大禹治水过程及个人经历的记载，较《史记·夏本纪》详细。

我们可以说作为史著来说，《夏本纪》更剪裁得法，合于史体，但补充史实对于更多了解相关历史总是有好处的。其二，记伍子胥事，与《史记·伍子胥列传》相比详记了入吴及见公子光过程，增加了要离刺庆忌之事和吴王阖闾即位后与伍子胥讨论治国之策的对话。这些材料中有益些附加内容，但对了解伍子胥的生平事迹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其三，对于越王勾践谋吴事记载不厌其详，差不多用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很多内容是《国语》和《史记》所无的。其中，大臣们关于治国方略、强国方略、灭吴方略的讨论，包含了许多历史智慧，可以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教育。对于与吴战争准备和战争过程的详细描写，也是很有必要的。

3、 一些史实与其它书籍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可以起到参考作用。本书中越王“元常”，《左传》、《史记》皆作“允常”；越大夫“计”，《史记》作“计然”，《越绝书》作“计倪”；越大夫“曳庸”，《左传》作“后庸”，《国语》作“舌庸”；越大夫“扶同”，《史记》作“逢同”；越大夫“皋如”，或作“句如”，《左传》、《国语》均作“皋如”，吴大夫“王孙骆”，《史记》作“公孙雄”，《国语》作“王孙雄”。此书记勾践赐死文种时言：

“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⑦ 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二书记载文种之术有九与七之不同。此书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中有文种对此九术的全面说明，而《史记》中未有七术具体内容。此书记越王勾践卒后，“兴夷即位一年卒，子翁。

翁卒，子不扬。不扬卒，子无彊。彊卒，子玉。

玉卒，子尊。尊卒，子亲。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世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

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⑧ 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云：“句践卒，子王鼫与立。

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

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无彊立。”无彊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二书所记世系及失国过程大不相同。其他不同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些不同中有此书是他书非者。

如本书记吴王僚“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败楚师，因迎故太子建母于郑。”⑨ 所遣者为公子光。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记为：

“吴太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货以归”。诸樊为公子光之父，吴王僚之叔，且曾为吴王，《左传》之文显然有误。当然，相对来说此书记载的误处更多一些。

三《吴越春秋》的历史编纂是有成就的。是书在传统目录书中被著录为载记或杂史、霸史，但这是从内容上而不是从体裁上做的分类。从内容上也可以说是民族史或地方史。

在体裁上本书很有特色。全书以传名目，基本属于传记体史书。在体裁选择上赵晔并非率尔操觚。

其时《史记》问世已久，对赵晔会有很大影响。用本纪之体记载吴越这样的诸侯国历史，在定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司马迁用世家记述诸侯国之史，但把世家拉出来，单独作为史书之目，似乎也不太妥当。

而传记文体灵活，进退有据，可以包含从国家到个人的基本史实。全书大体采用同于《史记》中世家的记述方式，而以传名目是斟酌得法的。在大一统格局形成，统一思想深入人心之后，这是对地方史处理的一种合适方式。

书中之传有内外之别。这种内外传的方式与解经的内外传不同，只是主从关系的一个安排，而不是内容体例的全面区别。书以吴为内传，以越为外传。

吴越相争以越灭吴并其地为结局，且赵晔本身是越地之人，所以明代钱福感到不可理解：“所编传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⑩ 赵晔这样安排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从世系上说吴传自太伯，尊吴即尊周，而尊周是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从重德角度上说，太伯是儒家德行的典范，孔子对太伯推崇备至，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1) 从历史发展过程说，吴以礼义化蛮夷有特殊意义，这种文化改造合于儒家政治理想，也合于大一统国家发展要求。赵晔这种安排与司马迁以《吴太伯世家》居于世家之首，内心款曲是互通的。

从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层内涵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来看，尊吴实际上就是尊越，赵晔的安排非常巧妙。

《吴越春秋》的历史编纂大体采用《史记》世家的形式，在具体撰述中也善于师司马迁神明变化、不拘一格之意。书中的每一部传基基本上都是一部编年史，按照历史顺序大致叙述历史史实。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吴越兴衰如指头，清晰地反映了历史的变迁过程。

在传中又经常使用专记人物事迹的专传方式，使得传中有传，史实容量大大提升。在《王僚使公子光传》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之下，记述了从伍子胥之父得罪到伍子胥逃亡，直至荐专诸准备刺王僚的详细过程，占了全传大部分篇幅，实际就是伍子胥佐阖闾兴霸业前的专传。《阖闾内传》记要离刺庆忌事，详述要离折辱壮士椒丘訢经过、见吴王献杀妻断手之策、刺庆忌过程及成功后自断手足伏剑而死的结局。

既是一篇出色的人物传记，也有纪事本末意味。

书中经常使用纪事本末的手法，使历史事件首末清楚，便于集中地从史实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夫差内传》中子贡游说诸侯的记述是浓墨重彩之笔。文中先交代齐伐鲁，孔子忧之而遣子贡出使的原由，再述子贡至齐说成恒、至吴说夫差、至越说勾践，复至吴说夫差、至晋说定公的过程，然后记述由此引起的吴伐齐的艾陵之战，及吴胜齐后的一系列事变。

把“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2) 的原由及过节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勾践入臣外传》从勾践君臣出行写起，以勾践返国终篇，全传其实就是一篇专题记事文章。

而从卷七《勾践入臣外传》到卷十《勾践伐吴外传》，讲述的就是从勾践受辱到灭吴的过程，有很强的纪事本末色彩。

详记对话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记言之处几乎俯拾皆是，长篇大论如：阖闾与伍子胥关于强国之术的讨论、子贡游列国的说辞、勾践入吴前君臣励志与安排国事的对话、勾践与八大夫谋胜吴之策、文种论破吴灭敌之九术等，多达十余处。

对话与专著具有分析策略充分、推理透彻的优点，可以给人以直接的历史教育，是历史描写不可或缺的方式。书中这种撰述方式近于《国语》，有《战国策》遗风，是对古老记言传统的发扬。

赵晔在其历史写作中融入了多种叙事方式，使本书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时间线索、完整的事件阐释、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睿智的战略对话。做到了史实丰赡而编排得体，错综有序，摇曳多姿。它不仅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增强了书的历史教育功能。

赵晔的史学实践丰富了中国史书的表现力。中国史学以体裁丰富义例精当见长，正是历代史家不断努力的结果。

四《吴越春秋》中有详尽的治国理论，有丰富的历史智慧，便于人们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历史教科书。

针对大国争霸的客观形势，书中关注的重点是富国强兵之道和克敌制胜之法。对于礼义等治国根本，书中没有过多**。但细读全书可以体味出对礼义的向往，对于阖闾刺王僚夺君位的血腥描写与对其先祖父辈以礼义让国的记述形成鲜明对比，阅后读者自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另外，对于阖闾无道的一段叙述值得注意：“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

‘王食鱼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於国西门阊门外。

凿水池积土。文石是外棺材。标题在中间。金鼎、玉杯、银杯、珍珠襦都是女人的珍宝。乃舞白鹤於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

”此段之后，紧接着写“湛卢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13) 事虽无稽，却有深意，是为吴亡埋下伏笔。

关于治国之道，书中有很多可取的见解。如伍子胥曾论：“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

”(14) 勾践问政时，文种回答：“爱民而已。”具体原则是：

“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徐天祜认为从下文看，此处应脱‘乐之无苦，喜之无怒’八字)”展开来说：“无夺民所好，则利之。

民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

无多台游，则乐之。静而无苛，则喜之。民失所好，则害之。

农失其时，则败之。有罪不赦，则杀之。重赋厚敛，则夺之。

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劳扰民力，则怒之。”最后他说：

“臣闻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闻有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书中还特别交代：越王从其论，“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

”(15) 计对越王问时说：“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

开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

愿王明选左右，得贤而已。”(16) 以上诸论对于治国来说，都是根本之计，有很强的实用指导价值。

对于如何在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强己胜敌，立于不败之地。书中有具体的论述，典型的是文种所论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槀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

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17) 这是增强自己削弱敌人的有效方略，在两强对峙成败转折的历史关头，运用得当可稳操胜券。

在具体的战争中，如何克敌制胜，书中从战争准备到制胜要素都有充分的议论。对于胜敌的必要条件，越君臣有如下议论：“大夫曳庸曰：

‘审赏则可战也。审其赏，明其信，无功不及，有功必加，则士卒不怠。’王曰：

‘圣哉·’大夫苦成曰：‘审罚则可战。审罚则士卒望而畏之，不取违命。

’王曰：‘勇哉！’大夫文种曰：

‘审物则可战。审物则别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

‘辨哉！’大夫范蠡曰：‘审备则可战。

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王曰：‘慎哉！

’大夫皋如曰：‘审声则可战。审於声音，以别清浊。

清浊者，谓吾国君名闻于周室，令诸侯不怨于外。’王曰：‘得哉！

’大夫扶同曰：‘广恩知分则可战。广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

’王曰：‘神哉！’计曰：

‘候天察地，参应其变，则可战。天变，地应，人道便利，三者前见，则可。’王曰：

‘明哉！’”对制胜诸因素讨论得十分充分，有了这样的准备再启战端，应该没有不胜之理。另外一段对话写得很有意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左传》中的名篇《曹刿论战》。

对话是这样写的：“越王曰：‘在孤之侧者，饮酒食肉，未尝不分。

孤之饮食不致其味，听乐不尽其声，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

‘善则善矣，未可以战。’越王曰：‘越国之中，吾博爱以子之，忠惠以养之。

吾今修宽刑，欲民所欲，去民所恶，称其善，掩其恶，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

‘善则善矣，未可以战。’王曰：‘越国之中，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损其有余，使贫富不失其利，求以报吴。

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则善矣，未可以战，’王曰：‘邦国南则距楚，西则薄晋，北则望齐，春秋奉币、玉帛、子女以贡献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

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哉！

无以加斯矣，犹未可战。夫战之道，知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断之。君将不知，即无权变之谋，以别众寡之数。

不仁，则不得与三军饥寒之节，齐苦乐之喜。不勇，则不能断去就之疑，决可否之议。’于是越王曰：

‘敬从命矣。”(18) 他们不但谈到了克敌制胜应有的先决条件，而且论到战争指挥者应具有智仁勇三方面素质。对于古代军事理论，上述论断都有一定的建树。

对于《吴越春秋》的价值，徐天祜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憭若蓍蔡。

至于盛衰成败之迹，则彼己君臣反复上下。其论议，种、蠡诸大夫之谋，迭用则霸；子胥之谏，一不听则亡。皆凿凿然，可以劝戒万世，岂独为是邦二千年故实哉！

”(19)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与《史记》、《汉书》、《汉纪》等传世名著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其芜累者有三：一是多载**家言，如越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已有评论，说得是很中肯綮的。

有时在历史叙述中过多的渲染夸张之处，也让人有稗官**之感。二是过多刊载占卜数术之语，经常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加入此类论断以为佐证，可能当时以为灵验，现在读来未免让人生厌。三是考订欠精，史实有不准确之处。

注释：①《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

②《吴越春秋序》，见《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吴越春秋》之文均出此版。

③《重刊吴越春秋序》，见《吴越春秋》。

④见《四库提要辨证》卷7，《史部·载记类·吴越春秋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7—380页。

⑤校点者《前言》，见《吴越春秋》。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吴越春秋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⑦《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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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

⑨《吴越春秋》卷3，《王僚使公子光传》。

⑩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见《吴越春秋》。

(11)《论语·泰伯》，《十三经注疏》本。

(12)《史记》卷67，《仲尼**列传》。

(13)《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

(14)《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

(15)《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

(16)《吴越春秋》卷9，《勾践阴谋外传》。

(17)《吴越春秋》卷9，《勾践阴谋外传》。

(18)以上引文均见《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

◍ 春秋大义读后感

巴金写作《家春秋》是不满30岁，读完这部作品，心理起伏不是很大，大概是类似的题材看到的比较多，差不多的故事，我有几点看法：

笔法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1，文笔很干净。看《家》，虽然仅仅看了几页，但是一个简洁、明快、大气的笔触已经跃然纸上了，景物的描写，对于月光的注释，令我耳目一新。没有家长里短的叙述，有一种大家庭子弟的眼光，比较脱俗，当然，老舍的“俗”也不是不好。

2，中心人物的描写牵动着我的眼光。你可能不喜欢觉新，但是你不能漠视觉新。巴金在觉新身上投入弄笔重墨，不管是他处理事务也好，还是他的感情生活，觉新的身影总在读者的眼前挥之不去，而且有时候搞得读者胸口发闷，对于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人这样牵挂，简直是一种折磨，巴金的觉新，自然成为文学人物里面一个经典形象。后来孙道临演绎得也比较成功，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陈道明演可以不可以？王志文呢？

3，语言描写平中出奇。在日常生活对话中，巴金笔下人物的语言中规中矩，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比较合拍，而发生冲突时的语言刻画，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可恶的觉英和淑华的对话，觉民和克安的对骂，让读者为正面人物的命运牵挂，恼恨反面人物的语言，写活了。不过我觉得，对于觉民的心理活动，语言描写，特别在平常的叙述中，有些理想化，少了生活的积淀，不是微笑就是冷笑，略显脱离生活，和觉慧比较起来，差异性不大，看完《秋》，差不多就会把觉慧忘掉，让觉民弄混了，语言的描写不够鲜明。

4，景物描写。一件事情，只要提上一千遍，那人们肯定记住。高家的大花园，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厌其烦。人是怀旧的，巴金的笔，景物描写也没有脱离开这个令他感伤的地方，好像我们现在的“忆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写法，巴金的年轻的眼睛，到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关于月光的描写，想起来老舍的《月牙》，不断的点到月光，每次有不同。

5，关于人物。粗分一下，男人女人。从思想性和道德性来看，巴金比较同情女人。从三兄弟的眼睛里面，除了那几个姨太太以外，都是好女人，特别是自己亲属，这也难怪，感情发挥作用。围绕着觉新的几个表妹，表姐，老婆，丫环，宛如大观园里面的金钗们，让人怜爱。一时间，被善良的女人们包围了，让男读者们垂涎欲滴，乐不思蜀。恨不能冲进小说，替代觉新的交色扮演，好好的享受那几段错过的缘分。

而周伯通们，郑国光们，克明们的描写，在巴金自己的嘴里说，是重点刻画的人物，是对立面，他们的角色，并非无足重轻，正是这些人决定了人物的命运，通过巴金的笔，一个个面目可憎，死守礼教的“坏男人”们，用他们的手段撕扯着读者的心理，这种折磨，才令人印象深刻。

6，故事的选择。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并不多，匕首，投枪比较多，而巴金的《家春秋》，却似徐锡麟怀抱的炸弹，不断地投向旧世界的人群。选择多少人物？选择怎样的人物？选择怎样的冲突？情节？年轻的巴金，用一个大家庭的兴衰，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冲突，用年轻人的决裂和幻灭，为不同的人指出了不同的道路，文学是救国的，是治病的，洋洋洒洒三卷俊文，虽比不得《红楼梦》，却可作为我们回忆五四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写作特点的良好教材，特别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笔下，尤为可贵。

◍ 春秋大义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