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培训总结(集合十九篇)_立法培训总结
发表时间：2022-04-23
立法培训总结(集合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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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午，市文物局局长成健、市法制办副主任郑文廷、市文体广新局副局长任民政一行9人就《城头山遗址保护办法》立法工作赴我县城头山遗址实地考察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城头山博物馆、城墙剖面展示馆、稻田遗迹展示馆等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核心景区，并详细了解遗址内的各类出土文物和景区建设及保护情况。
下午，调研组在县桃花滩宾馆2号楼四楼会议室召开立法调研座谈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高波出席会议，县政府法制办、文体广新局、文物局、住建局、城头山管理处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县关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近年来的保护状况、目前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及此次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调研组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畅所欲言。调研组对我县城头山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真听取了与会人员对办法草案的立法建议，并当场解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一些疑惑、问题，为下一步办法草案立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城头山遗址保护办法》将是我市关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第一部政府规章，对澧阳平原史前遗迹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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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律师事务所金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正式提上人大议事日程之际，就诉讼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一事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郑重的提出如下立法建议：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胜诉方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其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但律师代理费不得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常规标准。
此立法建议的理由及意义：
一、 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弱势群体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承担聘请律师的费用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现今中国比比皆是，即使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聘请得起律师亦存在亏本的可能，因为案件胜诉得到的利益还无法抵销委托律师的成本。一面搁置的是律师法律知识，一面是弱势群体因不懂法律专业知识权益得不到保护，这样的冲突与矛盾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如果将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写入《民事诉讼法》将会很好的化解上述矛盾，让弱势群体得到很好法律服务，也减少对律师资源的浪费，促进年轻律师的成长。
二、 增加违约、违法当事人的成本，减少恶意诉讼，节约司法成本，提高社会守约、守法意识，有促于建设法制、诚信社会。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写入《民事诉讼法》不仅不会导致滥诉，反而可以遏制恶意诉讼的发生。因为败诉的当事人除了要支付本方律师费用外，还需负担对方的律师费用，因此，人们将会在充分地权衡利弊后才会提起诉讼，即使是潜在的被告也更有可能与对方协商、和解以解决争端。
三、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除了特殊案件的以外，基本是为经济困难的人群提供法律服务，这些人大多数是弱势群体，是受害者，往往在民事诉讼中是获胜一方，如果规定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那样大大减少政府法律援助支出，政府也不用为那些违约、违法人的行为买单。
此立法建议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
一、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就明确规定了一部分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
《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 “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 “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6条明确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1条规定：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分析：债务人如约履行债务，债权人的权益即能得到实现，由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不得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权利，由此所支付的律师费是当事人为实现其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属于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担保法》第21条规定的 “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仲裁可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9、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则在起诉或仲裁时，关于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支持。
从上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看出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是有法律基础的，另外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体现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将公平原则落实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了许多案例，例如“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南京电力自动化总厂诉南京天印电力设备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都含有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情形，由于这些案例带有判例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强指导意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xx年 “关于印发 《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的通知中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出 “律师费在性质上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作为损失。”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则首开劳动争议案件律师费转付之先河，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在理解立法精神的基础上，从20xx年1月1日起，将部分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列入赔偿范围，由败诉被告承担，并成功判决了十余起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由败诉被告方承担的案件。这些地方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具有可操作性。
三、查阅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关于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资料，无论是以律师代理费用为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还是将律师代理费作为损害赔偿金为理论基础，两大法系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了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的制度。
立法构架：
一、 “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负担”写入《民事诉讼法》，结束单行的法律、法规关于这方面零零散散的规定，在全国实行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统一指导全国这方面的司法实践。
二、 为防止胜诉方恶意支出过高的律师代理费，故对其支出律师代理费应有一定的约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首先，败诉方承担的律师代理费不应该超过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代理费标准。其次，应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考虑因素，例如优先考虑请本地律师，以减少旅费的开支、一般情况下只支付一个律师的代理费等等。第三、在起诉时应提交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和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代理费发票作为律师代理费支付的证据。
三、考虑该制度一开始就全面实施难以统一，可以在存在过错性案件中试验，在加以推广，在《民事诉讼法》中可以这样规定：“当事人进行过错性案件民事诉讼，胜诉方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其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但律师代理费不得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常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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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而其中的条例也逐渐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形式。因此，制定一份详细、具体、生动的《条例立法起草工作计划》，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条例立法的必要性
条例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国务院、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及其他行政机构制定的行政法规。相较于法律，条例具有时效性、兼容性、细化性、集中性等诸多优势。另外，条例所规范的领域较窄，因此更具有适应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有效地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对提高行政效率、公共服务质量和市场活力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当前立法系统中，条例的制定相对滞后。一方面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快速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等因素对决策层提出了更为严格具体的要求，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繁琐的立法环境。另一方面，其中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问题，例如一些条例的恢复审查制度等等都不如法律成熟完善。
二、条例立法起草工作计划的要求
为加强条例制定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必须设立科学、可行的计划。对于条例起草的制定，应该注重以下要求：
1. 依法依规制定：
依照立法法、宪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应当对条例进行制定并公布。同时，必须具备充分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文书的基础，精通相关法律、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学科知识，制定出符合法律法规的、优秀的法律条例
2. 指导性强：
条例是行政法规的重要形式，很多领域管理都必须依据相应的条例实施。因此，日常的应用要求对业务和管理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应许可办事、必须办事固然要明确
3. 实用性和针对性：
条例通过对具体领域的规范，要有实用性和针对性，贴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现象，使得制定的条例可以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4. 时效性与完善性：
条例所面对的市场和社会需求必须具有时效性，同步应对各种复杂和多样化的变化。同时，条例本身应该完善，从各个角度完善已发布的条例，以更好地保障法治的稳定和发展。
三、条例立法起草工作计划的推进措施
为了加强条例立法的推进，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份可操作性强的计划。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加强宣传教育
针对各级行政机关及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大家对条例制定工作的认识和重视。同时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为条例制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 梳理涉及条例
根据宏观政策和实际需求，梳理各行各业涉及的条例，提前了解各领域的立法状况和进程。在此基础上，内部总结经验、总结操作过程、总结改进策略和方法。制定公共服务大类等基于道德规范的条例法规，整理分类到各个数量级别，方便办理和查阅。
3. 制定计划书
在实际工作中，应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书，将立法工作分解到各个职责人和机构，并根据实际情况定制具体时间节点，以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4. 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
条例立法工作必须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操作流程、审查方式和责任分工等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管理，确保条例制定的程序合法、公正、透明和稳定，形成准确、清晰的决策标准。同时也不断完善执法机构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竞争、协调和监督体系
5. 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对立法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加强对条例制定工作的审核和监督，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和条例的质量。同时要对建议草案进行细致的审查和考察，切实保障立法质量和效果。
总之，条例立法工作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它需要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积极配合和有目的的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条例立法的逐步深入，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体系，我国法治建设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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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圣
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甚至有违宪之嫌，其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为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无法可依的局面，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已初步由“无法无天”走向法制的基本完备。但由于主客观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立法体制、程序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检视，多方面的研究结果引出一个共同的期待：尽快制定立法法。立法法的制定一时似乎成了解决立法活动中所存在的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立法法的制定，成为理顺立法体制、解决立法冲突（包括立法权限冲突和立法文件冲突）、完善立法程序以保证立法质量和提高立法速度、避免立法无序的主要措施，在行政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立法法的制定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立法中存在的“诸如行政立法的权限、程序、解释和冲突”等问题，以及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监督的重要制度设计。因此，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法列入立法规划时，有的学者禁不住欢呼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立法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其论证和起草工作的，历经数年的不懈努力，立法法带着理论界与实践部门人士的众多期待，终于于3月15日正式出台。由于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肩负着太多的重托，所以它的出台理应引起学界热烈的评论与赞语，但与以往国家一些重要立法的出台所引起的热烈反响相较，立法法出台后，学界的反映未免有些冷清。毫无疑问，立法法的出台，使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在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理智地对立法法的内容乃至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件本身作些反思？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古有瑕不掩瑜之说，笔者却欲反其意而用之，用瑜不掩瑕来评价立法法，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立法法的出台虽使如立法权限的分工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立法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整体上与某些具体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在立法法出台之前对草案的讨论中，学界对此即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法草案不存在合宪性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自行进行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而且，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监督权”实质上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剥夺，同样是违宪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立法法对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因涉及各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说属于“宪法”问题，应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全国人大以日常立法，即通过制定立法法来对它自身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其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
而且，就现代分权理论而言，立法权的执掌者为国家立法机关，这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根据宪法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这些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及规章的权力并非立法权，而属于行政权的范畴，立法法将行政法规也作为其调整对象混淆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宪法授予这些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是为了使之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因此这种权力实质上属于执行权的范畴。立法法在未能正确把握特定的行政机关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权性质的情况下，将之纳入到立法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这无异于承认这些行为属于立法行为，无异于承认行政机关、地方机关可以与国家立法机关分享立法权，这显然是与国家立法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宪法规定相悖离的。
就立法法的具体内容而言，其合宪性问题集中体现在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和创设军事立法权的问题上。根据宪法的规定，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各部委有权制定和发布部委规章，二是特定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和发布地方规章。在这里，所谓的“部委”指的是由总理提名，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任免其首长的职能部门，具体包括各部、各委员会以及审计署。除此以外的其他部门不属于部委的范畴。按照一般的理解，宪法的这一规定实质上排除了其他部门制定行政规章的可能性，因为宪法在作出这一规定时并不是规定国务院的某一类性质的机构享有行政规章的制定权，而是明确列举的方式；而且，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与其他直属机构，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是不可能把它们归为一类的，直属机构不属于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这一精神在颁布的行政复议法里得到了体现。该法第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包括“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在内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时，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复议申请，同时在该条的第2款又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不在前款所列“规定”范围内，对“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应当说，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忠实地体现了宪法规定的真实意义，而立法法则将国务院有权制定和发布行政规章的主体扩大为“各部、委员会和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由于除个别办事机构、辅助机构外，其他均具有所谓的“行政管理职能”，立法法的这一规定事实上使国务院的大多数部门均取得了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资格，明显地具有违宪的嫌疑。
与此相同，立法法并从国家基本法律的高度确立了军事立法权。在我国，军事立法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存在未必是合理的。从宪法的角度看，军事立法并无宪法上的依据，因而立法法关于军事立法的有关规定的合宪性值得怀疑。从理论上说，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一般是由国家元首统率，军队事务管理更多地是属于行政权的范畴。中央军委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率机关，赋予其军事立法权（暂且使用这一提法），显然也是与权力的适度分工与制约原则相违背的。立法法对军事立法权的确认，使中央军委既拥有军事法规的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同时又拥有这些军事法规的执行权，集立法、执行于一身。而且立法法对军事立法的监督问题只字未提，甚至连军事立法的各项制度也“由中央军委自行制定，而不由立法法调整。”这势必使军事立法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而不受任何制约，而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不存在权力制衡的机制下，权力的专横与腐败也就不可避免，立法和执法也就天生地具有了不确定性与随意性，在一个崇尚或意欲建立法治（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社会，这是否合适？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立法法的具体条文，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二个问题是立法法的必要性问题。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立法法的动因或预期目的是什么，其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其二，如何通过制定立法法实现预期目的，或者说它是否能够通过立法法创设的机制达到预期目的。当然，立法法既已出台，提出这一问题难免有秋后算帐之嫌，不是被人认为是“傻帽”，就极有可能要被视为“马后炮”故意找茬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整体上看，除立法权限的划分及法律适用问题属于新的规定外（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涉及到合宪性问题），立法法的绝大多数规定基本上毫无新意（事实上也很难会有），这些规定实质上是宪法及相关组织法条文的简单重复。关于这一点，只要两相比照即可一目了然，不用多费文字。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抄下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是不是一种立法资源的浪费？问题还不仅止于此，事实上，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的规定，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照搬的程度上，除了不必要的浪费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负面后果了。但既然立法，总得有些新意才对，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新的表述，而这些新的表述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与宪法一致，由此而出现了前面所提及的有关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另一方面，立法法是否是一个解决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灵药，也早有学者表示过怀疑。有的学者就曾指出：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如行政立法问题，根本就不是立法权的问题，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解决，而不应由立法法解决。关于立法程序，在现有的法律中，除宪法的原则规定外，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的《议事规则》中均已有规定，应当说，这种规定是符合各国规定立法程序的基本模式的。
其次，从立法法的具体内容看，出台的立法法虽分6章94条，洋洋洒洒万余言，但并没有达成其预期目的，也未能如学界所期望的那样，解决立法体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DD遑论所有问题。这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除早已为学界所重视的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关系问题、立法监督等问题外，还有立法程序问题、法律解释体制及效力等问题。限于篇幅，笔者想简单地谈一谈后两个问题。
其一，是立法程序问题。尽管立法法以相当的篇幅就立法程序问题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过是宪法及相关组织法有关规定的简单重复而已，即使不谈其是否具备可操作性，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程序规定也难以使立法程序更趋民主化与法治化。例如，在立法过程中，代表或委员能否提出对草案的修正案？如果提出，如何处理？立法法中似乎并未规定。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有“绝对民主”之忧，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立法所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有限的民主而已。朱国斌先生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曾问道：“150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能充分代表民意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设问：近3000人的全国人大能充分代表民意吗？基层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尽管我们都无例外地承认，人大代表是人民（选民）的代表或代言人，既然要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那么公众就有权了解立法的整个过程，包括查阅人大的议事记录，但在实践中，这种记录几时又曾向公众全部公开过？公众事实上是无法查阅这些资料的。在民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形式时，法治化的欠缺无疑只会走向专制。立法法虽然试图解决各种“立法”活动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但从具体规定看，除了确认已经存在的所谓立法权的“分割”外，并没有对行政立法、军事立法等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操作性的规制措施。许多立法（甚至包括宪法修正案）字面上所标示出的“法治”并不能掩盖“人治”的实质，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无法有效地防止立法过程中的“人治”现象，甚至可能为事实上的人治铺平道路或者为之披上“法治”的外衣。
其二，是法律解释体制及效力问题。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既然制定立法法，那么如何完善和规范法律解释，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遗憾的是，立法法除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的范围与程序，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委会及省级人大常委会等相关机关有“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外，别无其他规定。一方面，既然立法法将“行政立法”、“地方立法”乃至“军事立法”都在立法法中加以规定，那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仅对“法律”的解释问题作出规定，而回避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对法律、法规的解释问题；另一方面，既存的“行政解释”、“地方解释”、“检察解释”、“审判解释”乃至所谓的“军事解释”等是否仍然合法存在？如果说这些解释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而得到承认的话，那这种授权决定本身是否合法、正当？退而言之，即使承认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各种所谓“解释”的效力及冲突如何解决？而且，既然它们拥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规定它们可以“法律解释要求”又有何意义？反之亦然。对此，立法法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
此外，立法法的某些规定还可能会造成适用上的困难。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立法法第3条关于立法指导思想的规定。立法法第3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XXX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毫无疑问，这些原则都是要的，是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时所必须遵循和贯彻的，但是否要在立法法中加以正式规定呢？综观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立法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的正式条文中确认这一原则还是第一次。笔者愚见，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立法法作为我国享有立法权或“准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在进行“立法”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有关机关，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立法机关）都必须在其法律创制活动中切实地一体遵行，而不得有任何违反。如此一来，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或修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是否应当遵行？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特别行政区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其现有的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在这一基础上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否存在违反该条规定的问题？据笔者愚见，这一问题的答案绝非那么简单。应当说，宪法以“序言”而非正式条文的方式确认这些原则绝非是随意的，而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特殊性而慎重权衡的结晶。
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就暂论至此。从立法法的出台，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发现一些其他问题呢？我想是有的。综观来的立法经验，除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同志所指出的问题以外，笔者认为，立法法的制定过程本身还反映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权力割据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常常表示出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理论不屑一顾的神情，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三权分立理论的概念范畴、理论假设、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而鲜有批判和创新，因而只能无时无刻不处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强大影响与支配之下。”应当说，这一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理论界在阐释我国的宪政体制，论及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时，都是基于三权分立的理论前提进行的。笔者想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实际立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权力的割据而不是权力的分立。
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只有权力的分配，而没有权力的制约，对当前所存在的权力割据现象非但没有加以适当的控制，反而进一步使权力的割据法律化。立法法关于军事立法权等的确认都不过是事实上所存在的权力割据的法律确认而已。由于权力本身的诱惑力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巨大利益，立法权力割据现象的存在及法律化必然进一步刺激有关机关试图加入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行列，以便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是不少地方不遗余力地争取“计划单列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等并非虚名的“名号”的内在驱动力。
2、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介入时机的折衷规定所体现出的公安部门的强大势力，到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的规定，都可以说是这种利益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与此相对照，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市民社会中最重要的法律DD民法典却迟迟不能出台。当然，民法典所以迟迟不能制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仔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是不是也印证了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的事实？也许尽管民法典事关每一个公民，但却与任何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不会产生权力的赋予与分配或再分配，因而其迫切性似乎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也因涉及相关机关的权力及权力背后的利益而使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进一步言之，某些所谓“立法”，如部委规章等，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行业、某些集团的利益（甚至是巨额利润）虽然得到了维护，但却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为代价。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立法不过是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或者说是管制捕获的产物。国家立法尚且如此，因其部门利益倾向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而受到普遍责难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自不待言。
3、立法资源的浪费问题。立法资源的浪费，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立法活动违背立法目的，使立法无从取得其预期效果，甚或造成更为严重的混乱局面。立法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都必须考虑到一个立法成本问题，如果一种立法不能产生其预期效果，或者立法仅仅是对已有法律的一种重新表述，那么，从经济的角度看，无疑就是对有效立法资源的浪费。由于现行宪法体制所限，立法资源呈现出某种稀缺的状况。除立法法外，刑法、合同法的制定都体现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两大法典尽管是非常必要而迫切的，但从其具体内容看，可以说，这些法典却实质上价值不大，尤其是刑法典。所以这样说，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从总体上看，刑法典只是对已有刑事规范的简单堆积；其二，刑法典的制定也没有起到稳定刑事法规范的作用，以至无法实现立法的预期效益。刑法典的颁行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却已多次对它进行修改就是例证。一些本应在刑法典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如罪名、各种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而为了能够使之得到顺利实施，又不得不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加以界定，从而加大了司法成本，使立法成本转化为司法成本。各种“行政立法”、“地方立法”等的情况也大抵类似，并已引起一些学者及实践部门的同志的忧虑和重视。
更令人忧虑也更为严重的是，当前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顽症主要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是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相当数量DD如果不是说绝大多数，宪法也不例外DD未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被执行，这是一种对立法资源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浪费。也许有人会说，有法总比没有好，它总有被遵循、执行的时候。笔者却不以为然，有法不行不如无法，无法可依尚可带给人们一丝希冀，而有法不依则连留给人们的这一丝希冀也被击得粉碎。如果说这些法律还曾偶尔被遵行、被执行的话，那这种“偶尔”也只不过是对法律权威、对公正的亵渎罢了。因为“偶尔”就意味着差别，意味着前后不一、反复无常。对于执法机关来说，“偶尔执行”法律实质上是对其执法权力的滥用。
4、立法的随意性问题。立法的随意性不仅体现在普通法的制定上，甚至连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修改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现行宪法颁行以来的近20年中，我们已先后对它进行过3次修改，共有17条修正案。而这些修改基本上是在没有修宪的强烈社会诉求与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论证下进行的。从宪法的修改情况看，对现行宪法进行的3次修改，都是以中共中央提出修宪的建议为起点的，从修宪建议的提出，到修正案的通过，其速度之快，真可谓是匪夷所思。与修宪前理论上的沉寂极不对应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修宪后的溢美之词却不绝于耳。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此表示过怀疑与忧虑，但这种怀疑与忧虑终因曲高和寡而显得异常的寂寥。
就立法法而言，尽管在起草过程中即有学者对其必要性提出过质疑，但却未能引起重视。与其说它是理论界经过深思熟虑论证的结果，不如说更多地是对实际部门权力划分要求的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方方面面的实际部门的要求下开始着手起草这部法律的，实际部门的要求是出于感觉，他们感到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权限划分不清，因而强烈呼吁要制定一部立法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状况除反映出立法的随意性以外，同时也印证了前面提及的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追求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立法法都不是一次成功的立法。在极为有限地解决了立法活动中存在的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与法律冲突。人们对它的期望值很高，但它带给人们的却只有失望DD学者的失望、对法治的失望。但是，立法法本身及某些规定所存在的诸如合宪性等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立法法的制定过程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提高立法活动的科学性与法治化水平，避免立法行为的随意性；提高社会民众对立法活动的参与程度，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克服立法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对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无尽的追求，尽可能防止由于立法行为而加剧现实政治生活中业已存在的权力割据现象，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立法的效能，避免宝贵而有限的立法资源的无谓浪费。当立法行为不再为梦醒时分的一时感觉所困扰时，那也就是立法乃至整个社会真正民主化、法治化实现之日，也只有在法律得到有效的、全社会的一体遵行时，法律的权威才能得以维系，法治才能成为现实。
参见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第4期；曲耀光：《论我国的立法冲突》，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李步云：《法的内容与形式》，载《法律科学》第3期；张廉：《论法制统一的实现途径与措施》，载《法律科学》19第1期。
参见应松年：《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第5期；彭贵才：《关于行政诉讼困境的法律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年第3期。
朱阳明：《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立法法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参见周汉华、任进等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众说纷纭（之一）》，载《北大法律周刊》20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flzk22-topic.htm。
莫纪宏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立法法本身不具有合宪性》，载《北大法律周刊》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flzk22-topic.htm。
参见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权制定规章的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则因全国人大分别通过的特别授权决定而获得地方规章的制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相对人在申请复议时，可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等的审查申请，但这些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
顺便说一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日常立法随意地将宪法规定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扩张并非自立法法开始，而是早已有之。例如：宪法规定人大代表可以对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员会提出质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3条），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关立法中分别将之扩大到议事规则将质询的对象扩大为“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42条）、“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25条）、“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
据介绍，军事机关“事实上”已制定了近千件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起草立法法时即据此肯定其“法”的性质。参见李步云：《关于起草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年第1期。
同上。
王磊：《对行政立法权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董[舆：《比较立法与公布》，载《社会科学探索》1997年第5期。
见前注莫纪宏文。
朱国斌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众说纷纭之二》，载《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flzk22-topic.htm。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较多，较为全面且具代表性的可参阅张志铭文：《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及程宗璋：《关于加强和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工作的若干思考》，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3条。
参见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准立法权”是笔者对除国家立法机关以外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制定法规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权力的一种指称，可能不一定非常恰当，姑且用之。
俞德鹏：《立政关系法：宪法概念的新定义》，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
应当指出的是，笔者无意否定“三权分立”的重要理论意义。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三权分立理论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虽然它未必是最好的权力分配模式，但却是有史以来经过实践证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参见刘德福：《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权力割据”得益于张志铭先生《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一文。在该文中，张志铭先生用“法律割据”来论述法律的行政解释问题，笔者十分欣赏这一提法。见前注张志铭文。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所谓“重大、复杂”的案件分别由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的人大代表来源于各行政部门）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地位乃至“面子”的意图或倾向。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第（三）项、第15条、第1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管制捕获”是美国行政法学界关于政府管制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确立政府管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管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捕获’政府管制即促使政府进行管制的，或是被管制对象本身（由于它深受市场失败的影响），或是其它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比如铁路管制中受到铁路营运者盘剥的农场主或者受到挤兑的其它运输业主。换而言之，政府管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也许，在某些时候，政府管制会给一般公众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政府管制实际的初衷，它充其量不过是管制的意外结果而已。”参见董炯：《政府管制研究――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评介》，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考虑到以下情况，即：在我国全国人大一般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约为15日，而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财政预决算案、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日常议程，已经使会议疲于奔命；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每2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但会期也较短，再加上我国仍处于政治、经济的转型期，立法任务在相当时期内仍然非常繁重，因而立法资源的紧缺也就显得异常突出。
参见游伟、孙万怀：《明确性原则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设计――兼评修订后的》，载《法学》1998年第4期。
这方面的文章如山西省人大法制委课题组：《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几个问题》，载《晋阳学刊》1998年第6期；孟庆瑜、陈佳：《论我国自然资源法制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对于国家机关来说，职权既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职责，它既不能让渡，也不能放弃。各国在法律上对滥用职权的界定虽存在差异，但一般都将“前后不一”、“反复无常”、“差别对待”视为滥用职权的主要形式之一。
而某些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尽管经过长时期理论上的准备和论证，甚至采取专家起草的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出台的文本却面目全非，此种情形尤以刑法典及合同法典为最。
王磊：《多重矛盾之下的（草案）》，载《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flzk22-top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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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召开《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立法调研座谈会，市文广新局、市法制办、非遗保护中心相关成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参加了座谈。
会上，市文广新局代表说，我市非遗资源丰富，传承项目数量可观，传承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是在传承人群体中逐渐出现了“权利寻租、于法无据、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条例迫在眉睫。
目前，立法工作小组已赴丹阳、句容、扬中等地展开专题调研10余次，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现状等，举行了座谈会。在业界专家的指导下，《条例(草案)》多次修改，基本框架现已搭建完毕，但仍有完善和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在提高立法质量、突出地方特色、增强可操作性等方面，需要做好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作。
刘善教、黄俊章、金桂芬等非遗项目传承人从各自的视角对条款内容发表了看法，特别是在传承人的认定、权利与义务、考核与管理、退出等方面，仔细地进行了推敲和审议。他们纷纷表示身为传承人，在享受国家待遇的同时，要肩负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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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午，市文物局局长成健、市法制办副主任郑文廷、市文体广新局副局长任民政一行9人就《城头山遗址保护办法》立法工作赴我县城头山遗址实地考察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城头山博物馆、城墙剖面展示馆、稻田遗迹展示馆等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核心景区，并详细了解遗址内的'各类出土文物和景区建设及保护情况。
下午，调研组在县桃花滩宾馆2号楼四楼会议室召开立法调研座谈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高波出席会议，县政府法制办、文体广新局、文物局、住建局、城头山管理处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县关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近年来的保护状况、目前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及此次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调研组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畅所欲言。调研组对我县城头山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真听取了与会人员对办法草案的立法建议，并当场解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一些疑惑、问题，为下一步办法草案立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城头山遗址保护办法》将是我市关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第一部政府规章，对澧阳平原史前遗迹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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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累积才形成，当交通达到一定得数量就会引起交通拥挤，其中概括了引起交通拥挤的三种原因，原因一是车辆的快速发展;二是人们的工作流动;三是城市道路的布局。当交通拥挤出现后，各个国家都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我国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量修路;二是采取拥挤收费。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展现着交通与社会发展的光辉历史。秦修驰道，汉通西域，隋代赵州桥，晋代卢沟桥，唐宋时代的驿站，无不彰显了交谈发展的历史功绩。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交通发展又回归到快速道，交通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从落后到强大，交通管理体制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全方位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转化。交通技术水平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随之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行为与其需求的失衡，换句话说就是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出现矛盾。(1)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私人小汽车也跟着快速增长，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特别是在大城市，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小汽车，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量，这样车辆的发展与道路的发展不协调，势必出现交通拥挤的现象。(2)第二个原因是大部分居民的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相距较远，如北京旧城区每天就有20多万人出城工作。这样势必增加交通量，造成交通交通拥挤。交通拥挤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需要慢慢积累而形成。(3)最后一个拥挤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道路喜欢规划成环状，一环套一环，导致环心的交通压力特别大。环心一般都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在地，环外的人每天要去环心工作，这样势必造成严重的交通拥挤。我国城市道路网布局有几种形式，如:棋盘形，布局严整、简洁，有利于建筑布置，方向性好，网上交通分布均匀，交叉口交通组织容易，但直线系数大，通达性差，过境交通不易分流，对大城市进一步扩展不利;带形，建筑物沿交通轴线两侧铺开，公共交通布置在主要交通干道范围内，横向靠步行或非机动车，有利于公共交通布线和组织，但容易造成纵向主干道交通压力过大，不易形成市中心;放射形，交通干线以市中心为形心向外辐射，城市沿对外交通干线两侧发展，形成“指状”城市，这种布局具有带形布局的有点，同时缩短了市中心的.距离。缺点是中心区交通压力过大，边缘区相互间交通联系不便，过境交通无法分流;环形，这种布局通达性好、非直线系数小、有利于城市扩展和过境交通分流等优点。基于上面几种道路网路的优缺点分析，我国喜欢采用环形道路网络，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形布局更能体现中央集权。
目前每个国家针对交通拥挤的解决办法各有不同，我国刚开始主要采取的方法就是修建道路，后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每一条新修建的道路很快就会出现交通拥挤，导致路越修越拥挤这样一种局面产生。这是什么原因呢?针对这一现象，早在1962年，美国著名的交通管理工程师安东尼.唐斯就提出了著名的“唐斯定律”:新建道路最初固然降低了出行时耗，但同时也诱发交通需求和转移交通需求，也就是说修路越多越会诱发发展交通的欲望，因此，增加道路实际上只会使交通拥挤现象变得更为严重。而与新修建道路的其他平行道路的交通量就会减少。这是因为它们的交通量被新建道路吸引过去了。其实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这条新修建的道路的交通量会慢慢减少，达到不拥挤。可能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人不明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采取措施，道路会自动拥挤消散。接下来将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理论原理，也是交通分配里有名的Wardrop原理。
在介绍Wardrop原理之前，大家应该都知道每个驾驶员在道路上行驶时，都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和费用，且在每条道路上行驶时，它们的时间和费用是不同的。我们把时间和费用称为道路的阻抗函数。每个驾驶员在行驶的过程中，一般都是要考虑时间和费用，它们一开始会选择新修建的道路，因为新修建的道路路况好，设计车速高，行驶所需时间和费用较少，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驾驶员选择新修建的道路，新修建的道理的供给和需求很快就会失去失衡，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唐斯定律，就会出现交通拥挤。随着道路拥挤的加剧，时间和费用就会增加，从而会导致某些驾驶员改变其出行线路，选择费用和时间较少的另外一条平行道路行驶，但是也有一些驾驶员不是这样认为他们不计较时间和费用，会继续在道路上行驶。最后导致新修建的道理和与之平行的老路的交通量趋于平衡，都达到它们的供给水平。这就是Wardrop原理。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下面用一个经济学例子验证。
假设一个城镇有两条过城路径:一条是穿越城区的道路，能力仅为1000辆/小时;另一条是绕城线路，能力为3000辆/小时，如图1所示:
假定早高峰有3500个驾驶员过城，每人均想用最短路过去，显然，他们全部穿城而过是不可能的。即使用足全部能力亦太拥挤。许多人将选择第二条绕城路径以避免延误。假定很多人经过反复试验两条线路后确定了一条较为稳定的出行线路，且没有人通过换线来改善出行时间，这就是通常的Wardrop用户平衡原理。不过，并非3500个驾驶员都会有同样的想法。有人总是喜欢无干扰、景观好的绕城路线。而其他人会喜欢其他方面好的穿城线路。这些客观或感知上的差异导致路径选择的不同，其效果就是用户在路径选择方面体现出来的随机性如图2所示:
当两条路径上相应的费用相等时，其流量很容易满足Wardrop平衡。此时，要写出旅行时间和流量方程相当容易，它相当于求平衡解。例如，
其中，Cb、Ct分别表示绕城和穿城的旅行费用，Vb、Vt表示对应的流量。
令Cb=Ct可以通过总流量函数Vb+Vt=V 可求出Wardrop平衡解:
即所有交通流选择穿城方案。
V>250时，两条线路都将被使用。
最近几年中国解决交通拥挤问题从交通管理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拥挤收费的方法缓和城市交通。
交通拥挤收费就是对行驶在拥挤路段上高峰时段的车辆征收额外费用。提高出行者的出行成本，使部分出行者调整出行路径，利用经济杠杆作用来调整出行车辆在城市路网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减少拥挤区域道路交通流量，可以达到缓解城市中心区或易拥堵路段交通拥挤的目的。本人认为在我国大城市很有必要采取拥挤收费，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当不实行拥挤收费，道路就变成了纯公共物品，每个人都想占有，特别是有小汽车的家庭，在居住小区占有一个停车位，工作上班的地方也占用一个停车位，如果还要出行，在商业区也要占用一个停车位，这样一辆小汽车就占用了3个泊位，严重的浪费了土地资源。另外没有小汽车的家庭看到其他人占了便宜，也要想尽办法买车，多占用公共资源，这样恶性循环，大城市就越来越拥挤了。这个时候就要对有车一族要收取一定的额外费用。因为人们对使用道路不会有成本上的考虑，每个车主出行时计算的只是个人的边际费用，没有考虑到由于加剧了道路拥挤而影响到其他用户的行驶速度、燃料消耗和时间损失，还有环境污染和潜在的交通事故所产生的额外的社会成本，也就是拥挤费用。通过收取拥挤费用，保证用户在作出出行决策时考虑自己出行强加给其他用户的外部不经济，从而在大到用户平衡的同时达到了系统最优，因而提高了交通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大到缓解道路拥挤的目的。其本质而言，道路拥挤收费就是利用经济杠杆实现交通的最优化分配，通过道路拥挤收费改变道路需求曲线的位置，使得在相同的价格下人们的交通需求得到抑制。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解决交通拥挤主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争取在未来几年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张梅青 冯燕:拥挤收费;缓解我国道路交通拥挤的有效途径.交通管理，
王庆云:中国交通发展的演进过程及问题思考.交通运输系统与信息，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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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用权立法诸问题研究
----------兼谈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王 中
内容摘要：信用权具有财产权和人格权双重属性，这应是立法基点.通过考察我国与外国的信用权立法现状,本文从三个方面立法提出自己观点：民事立法方面,建议不要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规定，又四种设计方案可供选择；行政立法方面,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当前信用权立法重点,不是完善民法典信用权规定而应是借信用的行政立法大潮来完善信用权立法；信用权刑事立法可以借鉴著作权刑事立法。本文对信用权立法中的难题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从实践角度谈谈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
关键词：信用权、双重属性、中国民法典、行政立法
目录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理由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的建议
（三）信用权外国立法与认定侵权的难题
三、信用权行政立法研究
(一)当前信用权行政立法特点
(二)为什么信用权立法要把行政信用立法当作当前重点
（三）信用行政立法中对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建议
四、信用权刑事立法研究初探
五、律师信用权的立法保护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我国对信用权的立法,很明显是沿两条轨道进行的：一条是呼吁保护信用权的立法，以《中国民法典*人格权发编*信用权（草案）》为标志；另一条是通过信用立法保护信用权，这是社会主流，以政协委员提案和中国法学会商法年会将2002年中心议题定为信用为突出标志。因此，当今情况下,单独片面研究信用权的立法，而不考虑信用的立法，就会失之偏颇，反之亦然。这应当是信用、信用权立法的出发点，也是本文立法研究的立脚点。
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目前是杨立新、吴汉东两位教授。早期以杨立新的《论信用权及其民法保护》为代表，近期以吴汉东的《论信用权》为代表。另外还有苏号朋的《信用权研究》和张新宝的《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恒升诉王洪等侵权案评析》。当然也有在强调信用立法战线中，提醒注意保护信用权的江平教授等学者，但内容不具体。他们关于信用权研究的主要观点之间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在是否必要对信用权立法存在对立观点；即使主张立法保护的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杨立新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起草说明》提到：“对信用权是否要规定，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已经死亡的权利，不必加以规定，并举出《德国民法典》关于信用权的规定，在日后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实例加以说明。另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有必要加以规定的，因为这是关于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举出我国台湾最近修订民法债编补充规定信用权的实例加以说明。草案最终也没有规定信用权。”在提供《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稿中，王利明、杨立新负责的建议稿和梁慧星负责的建议稿都没有信用权的规定。但人大法工委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人格权编”中有信用权的规定。目前主张立法保护信用权成为主流观点。杨立新教授、吴汉东教授都主张对信用权实行立法直接保护，但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前者主张信用权属于人格权按照人格权法保护,并已经纳入《中国民法典（草案）》；后者和张新宝则主张信用权属于财产权应按照财产法保护。
而另一条立法战线——随着全国信用立法呼吁声音逐渐加大,目前涉及的信用权法律条款也引起重视。信用立法人士抱怨信用权的民事立法缓慢进展阻碍了整个信用行政立法进程。原因主要在于大家对信用权的基本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
期望本文有助于弥合这种分歧。本文分别从民事、行政、刑事立法四个方面展开，并以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为应用范本。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基本理由
将信用权全部纳入人格权，这合适吗？我认为，信用权更具有财产权属性，原因有三：
1、从实践中看：以美国为例，信用是美国个人“第二身份证”，没有信用，律师服务都要关门。获诺贝尔奖的纳什教授因为精神病侵袭信用崩溃，听到获奖消息的第一个反应说，“我希望诺贝尔奖可以提高我的信用度，因为我实在是很需要一张信用卡。”该事例鲜明了信用权的财产权属性。有调查表明，发达国家信用交易占90%，而我国仅占20%。从反面角度看，只需要列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蒋正华在某论坛指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5855亿元，约占财政的收入37%，中国企业存在五大信用危机：假、赖、骗、诈、欺。其中造假低劣损失2000亿元，银行胜诉案件执行率只有15%，银行由于讨债直接损失每年约1800亿元，很多企业被迫采取现款交易导致增加财务费用每年有200亿元左右。这正反两个方面数字还不足以证明信用权利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属性吗？
2、从法律性质上看，即使主张人格权的杨立新教授也认为， “信用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性”，“信用利益在具体经济活动中，能够转化为财产利益”①。吴汉东教授主张：“信用不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应归类于无形财产的范畴。”②按《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信用权侵权认定的规定，信用与“他人的生计或前途”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明信用权的经济依赖的财产权属性。
3、从立法目的看，承认信用权的财产权性质，就能够适用财产权全部赔偿的原则，更能够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认为，吴汉东教授否认信用权的人格权属性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在吴汉东教授对信用与信用权定义——“笔者认为，法律上的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中，他也承认人格“信赖”和“评价”的基本属性，而且说“是一种从一般人格权中分离出来的新型民事权利。”因此，否定信用权的人格属性也是偏颇的。
综上，我既不同意杨立新教授的“人格权说”观点，也不同意吴汉东教授的“财产权说”观点。我认为，信用权具备人格权、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信用权就象知识产权一样，是一种混合权利，更在于它给权利人和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趋向）。这一点是本文从民事、行政、刑事研究问题的基石。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建议
基于上文对于信用权的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分析，若把信用权单纯列入人格权就会有失偏颇。所以将它要么转移到合适位置，要么删除以免误解。
第一方案，移植到“侵权责任”章中，作为侵权的一种方式，不必直接列明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或同具两种属性。这是最省事的选择。
第二个方案，移植到“第一编 民事权利”中，列在人身权条款后面知识产权条款前面，也能避免信用权的法律属性争议。但该编因为属于原则性规定，信用权具体条文就要删除一部分。
第三个方案，要对民法典权利体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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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综合作文与其他形式的作文题目不同，它要求考生们在3分钟左右阅读一篇文章，接着听一段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最后要求考生们根据给出的材料写出主要观点。因此这个作文形式看似简单，其实还是需要同学们加以重视的。
托福综合写作的要求决定了它不需要考生自己的观点，一般只要把听到的那段评论的观点复述出来就可以了。因此，考生们在答托福综合作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就是要点和语言。下面就是综合写作的.一般结构：
The lecture is mainly discussing ______, ________ and ___________ by _________, challenging what are stated in the reading passage that _________, _________ and _______. First of all, the speaker thinks that ___________. In contrast, the reading passage believes that _____________. So, the lecture totally disagrees with the view made in the reading.
Second, the speaker discusses ___________, Contradicting what is stated in the reading t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
Finally, the speakers raises the issue that ___________. This point disagrees that ________________ demonstrated in the reading.
So, the contents in the reading passage are totally jeopardized by the speaker and the speaker has totally different ideas on the topics made in the reading.
这就是托福综合写作的基础模版。其实这类成熟的写作模板并不止这一种，记下这样的写作模式可以为同学们节省很多时间。但是为了更有机会赢得考官的好感，拿到高分，同学们要在运用熟练了基础模版之后发展出自己的写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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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我国立法准备制度的必要性
立法准备制度是我国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准备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协调立法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立法准备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立法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立法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规范需求、立法是不是满足社会规范需求的最佳方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搞好科学的立法预见工作、科学的立法规划工作、严密的立法论证工作等。立法预见的功能之一就是确保立法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现实，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到立法能真正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相一致。立法规划是在科学立法预见的基础上对立法的现实性、紧迫性、立法的顺序、立法的规模、立法的速度等作一个整体的筹划，既不能使主法滞后从而使立法不起任何作用，又不能使立法过于超前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立法成本的损失。立法论证工作是在科学的立法预见、立法规划的基础上，具体地对立法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论述与证明，从而为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立法起草工作是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现实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法案的废、改、立的过程。因此，做好立法准备工作就是要协调立法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的质量。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立法最迫切的问题是提高立法质量。很多学者从立法运行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原因，不可否认，立法运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立法质量，如立法权力的配置、立法程序的安排、立法人员的素质等，但笔者认为，解决立法质量问题首先要在源头上把好关，即在立法准备工作中注意一些影响立法质量的因素。现实中许多立法质量问题的出现在于没有进行科学的立法预见工作、立法规划工作以及立法论证工作。比如，立法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立法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立法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单纯在启动立法程序时就能解决得了的，大量的问题在立法运行前就应该给予科学的回答。建立健全我国的立法准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立法质量。
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效益。立法效益是立法收益与立法成本的比值，提高立法效益根本上有两个方面的途径，一是降低立法成本；二是提高立法收益。降低立法成本可在立法运行程序上做文章，比如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程序效率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在立法准备工作上多下一点功夫，会事半功倍。比如，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一部高质量的法律草案，立法部门花在草案审议上的`时间就少，可以大大节约立法成本。
立法发展的专业化分工。现代立法的发展，要求立法制度本身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很多国家在立法机关中设立一些专门的立法机构，如立法规划机构、立法助理机构等。这些专门机构与制度的设立是立法本身发展专业化的必然要求。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提高现阶段的立法质量，也必须注重立法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在我国现阶段建立立法准备制度，设立一定的立法准备机构，配备与其相适应的人员，专门从事立法准备工作，如立法预测工作、立法规划工作、立法论证工作甚至立法起草工作，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立法准备制度，这与我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建立健全我国的立法准备制度有现实的紧迫性。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设立一定的立法准备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权力的划分情况，在各级立法机关都设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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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高新区近日召开的中国(天津)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有关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为排查安全隐患，我国应建立新 能源汽车强制年检制度。
根据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总销量有望达20万辆。
“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自燃，有的是电池质量的.问题，有的是电池充电过久，还有的是线路老化或短路。”中国科学院电动汽车研发中心研究员王丽芳分析说，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兴才告诉记者，对传统机动车，有定期检查和保养，但目前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强制检验，一些地方即使能检验，也都是参照传统机动车标准，有些问题和隐患很难发现。
据了解，新能源汽车发生起火等事故后，为了顾及品牌和声誉，通常的做法是，哪个整车厂家的车子出事就由哪家负责。
“目前来看，由于卖出的数量有限，厂家还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将来一旦卖的数量多了，厂家就无暇顾及了。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如果经常发生事故，对这个产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应该建立新能源汽车强制年检制度，搭建检验平台。”秦兴才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大，安全性不容忽视，国家有关部门确实应该建立一套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检验标准，同时建立强制年检制度。”王丽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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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加班，似乎是每个职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日的全国会议上，有政协工会界委员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这些年，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广大职场人的辛勤付出直接相关。正常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只能牺牲工作外时间“加班加点”，是多数人的常态。据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每周加班超过8小时以上的职工占比21.6%。加班加点足额拿到加班费或倒休的职工仅占44%。没有享受带薪年假、没有补偿的占35.1%。
更严重的是，近几年，因加班过多导致的劳累、高压，已经严重威胁到职场人的身心健康。以“加班猝死”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新闻并不少见，且呈年轻化趋势。在一些媒体统计的“最易加班猝死人群”榜单里，互联网、媒体、医疗等行业从业者与创业者，都是“高危人群”。2017年，浙江一名年仅26岁的医生在值完一个夜班连白班后，猝死在宿舍，再一次刷新了猝死年龄纪录，让人扼腕。
加班过多、疯狂乃至让员工猝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现在职场人普遍面临较大的职业竞争与生存压力是一方面，为了保住饭碗、升职加薪，不得不任劳任怨。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管理者盲目崇尚“加班文化”，将之视为员工勤勉工作的表现，也导致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另外，正如政协委员所说，员工“过劳死”处于难认定、难维权的尴尬境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7种工伤中不包含“过劳死”，只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很多情况下，这与“过劳死”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过劳无责”又加剧了加班的肆无忌惮。
实际上，用人单位不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而盲目鼓吹加班，本身就是一种畸形文化，用威权和利益捆绑来强迫员工加班不仅不道德，更涉嫌违法。企业管理者这种竭泽而渔的短视做法，损害的不仅是员工，最终也会让企业自身受损。在市场竞争不断充分，人才资源流动愈发自由的当今，唯有重视员工利益与心理满足的用人单位，才能走得更远。
但广大的职场人群体显然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想要改变现状，要有法律制度、企业规范、政府作为的合力。比如，在立法上，出台界定“过劳死”的标准，或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范围;在执行上，主管单位要让《劳动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法规更“硬气”，严格监控企业强制员工加班、过度加班;企业应转变管理观念，以更高的守法意识与自律，杜绝不必要加班，强制禁止危及员工身心健康的加班。在一些特殊性行业、企业，当加班不可避免时，对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物质补偿等方面给出匹配的标准，底线同样是不损害员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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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能源法》立法起草工作起草组成立,由国家能源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法制办等15家单位参与组成,国家发改委主任、国家能源办主任马凯担任起草组组长,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锭明任起草专家组组长,在能源办战略规划组下设立常设机构秘书处,起草工作拉开序幕.
作 者：杨子杨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科技投资 英文刊名：VENTURE CAPITAL 年，卷(期)： “”(11) 分类号：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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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电子商务与计算机法研究所 杨坚争
杨坚争 上海理工大学电子商务与计算机法研究所所长,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经贸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开始电子商务的研究，曾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农业部软科学项目，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河南省有关电子商务的研究项目，主持起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电子商务标准》，负责《上海市电子商务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发表有大量有关论文、论著。1999年被外经贸部聘请为专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第35届会议。
一、世界电子商务立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商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的运作方式，电子商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联合国贸法会在EDI规则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上，于1996年6月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这个示范法为各国立法人员提供了一整套国际上能够接受的电子商务规则。例如，如何消除以无纸方式交流重要法律信息的一系列法律障碍，其中包括这些信息的法律效力或合法性的不确定性；如何为电子商务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运作环境等。示范法也可用来解释妨碍电子商务的现有国际公约和其它国际机制。示范法的颁布为逐步解决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为各国制订本国电子商务法规提供了框架和示范文本。
自1996年以来，在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制定之后，一些国际组织与国家纷纷合作，制订各种法律规范，形成了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高速发展期，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WTO的三大突破性协议
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产生了一个《电信业附录》。这一附录的制定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电信市场的开放。WTO建立后，立即开展了信息技术的谈判，并先后达成了三大协议，即
（1）《全球基础电信协议》，该协议于1997年2月15日达成，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外国公司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垄断行为。
（2）《信息技术协议（ITA）》，该协议于1997年3月26日达成，协议要求所有参加方自1997年7月1日起至2000年1月1日将主要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降为零。
（3）《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该协议于1997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要求成员方对外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在WTO历史上，一年内制定三项重要协议是史无前例的，这三项协议为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稳步有序发展确立了新的法律基础。
2. 国际性组织加快制定电子商务指导性交易规则。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现有的国际商务惯例已远远不能满足商业往来的需要。近年来，国际商会正以大部分精力集中抓紧制订有关电子商务的交易规则，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安全进行。目前，国际商会已于1997年11月6日通过《国际数字保证商务通则（GUIDEC）》，该通则试图平衡不同法律体系的原则，为电子商务提供指导性政策，并统一有关术语。国际商会目前正在制订的还有《电子贸易和结算规则》等交易规则。
WTO对于贸易领域的电子商务已提出了工作计划，特别针对服务贸易提出了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如电子商务定义、司法管辖权、电子商务分类、协议签署等，至于其它如关税、个人隐私、安全保证、国民待遇、公共道德等问题也提出了讨论和研析。
3. 地区性组织积极制定各项电子商务的政策
目前已经或正在制订电子商务政策的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等地区性组织和国家。1997年4月15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电子商务动议”（A European Initiative in Electronic Commence），就发展电子商务的问题阐明了欧盟的观点。该文件强调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一个适于电子商务的法律与管制框架，管制应该深入到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任何影响电子商务活动的问题都应该予以重视。这些问题包括数据安全、隐私、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和温和的税收环境。欧盟应该积极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加强对话，确保形成一个全球一致的法律环境，共同打击网络国际犯罪。
1998年月10月，OECD公布了3个重要文件：《OECD电子商务行动计划》、《有关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报告：电子商务的活动和计划》、《工商界全球商务行动计划》，作为OECD发展电子商务的指导性文件。欧盟则于1997年提出《关于电子商务的欧洲建议》，1998年又发表了《欧盟电子签字法律框架指南》和《欧盟关于处理个人数据及其自由流动中保护个人的指令》（或称《欧盟隐私保护指令》），1999年发布了《数字签名统一规则草案》。这些地区性组织通过制订电子商务政策，努力协调内部关系，并积极将其影响扩展到全球。
4．世界各国积极制订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网络发展带来的种种法律问题，许多国家在立法上采取措施。一方面对原有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另一方面针对电子商务产生的新问题，制订新的法律。后一方面的工作最初是从电子签字开始的，即通过立法确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1995年美国犹他州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数字签名法》，随后英国、新加坡、泰国、德国等上开展了这方面的立法。此后，各国针对电子商务的有关问题，如公司注册、税收、交易安全等都制定了相当一批单项法律和政策规则。
随着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立法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许多国家开始制定综合性的法律以促进和规范电子商务的发展。据UNCITRAL统计，截止2000年9月底，已经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综合性的电了商务立法。它们是：新加坡《电子商务法》（1998）、美国伊利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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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以下是一些关于立法尊严的读书笔记：
1.《法律哲学导论》中的一段关于立法尊严的讨论：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立法尊严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包括了对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的尊重和保护。
2.《法理与民意》中的一段关于立法尊严的讨论：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立法尊严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包括了对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的尊重和保护。立法尊严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和利益，确保法律的公正和合理。
3.《法哲学导论》中的一段关于立法尊严的讨论：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立法尊严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包括了对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的尊重和保护。立法尊严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和利益，确保法律的公正和合理。
4.《法律哲学导论》中的一段关于立法尊严的讨论：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立法尊严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包括了对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的尊重和保护。立法尊严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和利益，确保法律的公正和合理。
5.《法理与民意》中的一段关于立法尊严的讨论：立法尊严是指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立法尊严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包括了对立法机构及其立法行为的尊重和保护。立法尊严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和利益，确保法律的公正和合理。
以上是一些关于立法尊严的读书笔记，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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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尊严是一个涉及到法律制定和执行的重要问题。以下是一些关于立法尊严的读书笔记，希望能够提供帮助。
1. 《法理与伦理：法律哲学导论》(The Rationale and Ethics of Law: A Introductory Course in Law Philosophy) by Michael W. Heims。这本书是法律哲学领域的著作，讨论了法律制定和执行的原则和伦理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包括法律的公正性、道德原则在法律制定中的作用、法律的效力与解释等问题。
2. 《法律的逻辑》(The Logic of Law) by Richard J. E. Cobley。这本书探讨了法律逻辑的问题，包括法律推理、法律证明、法律证明的方法等。作者强调了法律推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推理规则和技巧。
3. 《法律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Law) by Michael B. OC OC, in The Rationality of Law: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 James F. R. Brown and Michael P. C.议。这本书是法律伦理学方面的著作，讨论了法律伦理的问题，包括法律的公正性、法律的正当性、法律的平等性等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如正义、自由、平等、公正等。
4. 《法律的秩序》(The Order of Law) by Robert B. xu。这本书讨论了法律秩序的问题，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监督等方面。作者强调了法律的公正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如法治、法律伦理、法律解释等。
5. 《立法的正义》(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Law) by J.D. M. xu。这本书是法律正义方面的经典之作，讨论了法律正义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如法治、法律伦理、法律解释、法律公正性等，并且对法律正义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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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保护是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些人会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当作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实际上，我们需要从根子上重新提出问题：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由法律法规规定的，那么法律法规应当规定哪些权益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哪些权益不属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什么？
关于界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据
1、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投资者最根本的合法权益
证券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合适的法律环境、法律框架和法律依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发展证券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能否推动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衡量和评价证券立法的主要标准。在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界定和保护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所有投资者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
2、投资者的天然合法权益与制度性合法权益
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有些权利和利益是天然的、绝对的，是不能被剥夺的。这些权益如果不能在证券立法中作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证券市场就不但不可能发展，而且根本就不可能生存。这类权益如交易的自愿性，财产所有者的权益，交易过程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等等。而另一些权益，更多的是人为的约定或者是利益的平衡，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认而成为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哪些股票可以由哪些投资者来买卖，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关系的具体内容，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关系的具体内容，投资者在其投资活动中享有什么样的具体服务、需要支付什么样的代价等，这里我把它称这制度性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困难和复杂的是对投资者的制度性权益的承认、界定和保护。由于这类权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此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是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而发生变化。在证券立法中，这类权益涉及面很大，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比如说，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关系到投资者可以买卖什么样的股票；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各类行为中是不是应当有不一样的权益；什么样的机构可以作为投资者进行股票交易的中介机构，什么样的服务机构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关系到投资者的选择权；证券公司的经营行为，关系到投资者交易、股票和资金的安全等等。这些制度性的权益，并不是绝对的，是会随着制度的变革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也是争议和分歧最大的地方。但是，在制度性权益的界定和保护上，最能体现立法能否顺应变革的历史潮流，能否做到与时俱进。好的证券立法，不仅可以顺应我国的体制改革，还会推动和促进改革，否则就会成为体制改革的'障碍。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限度和执法问题
证券立法中界定的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范围，就是证券法律应当保护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限度。范围的界定很重要：范围过窄，起不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作用；范围过宽，事实上很难实现。
在证券立法过程中，不能追求不切合实际的利益保护，要避免立法过严的问题。如果为了避免可能侵权的很小概率事件，并且可能仅仅是被一些人认为的侵权事件，而禁止了大量经常发生的正常的业务活动，这样不仅不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是对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伤害，是对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侵害。证券市场上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可怕，证券市场就是在不断的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更是如此，是在与旧体制的摩擦、冲突和对抗中逐步向前发展的。
立法应当为证券市场的发展留有一定的空间，使得市场各类主体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可以正常地开展业务，可以正常地生存和发展。当然，这不是保证每一个具体的参与者都能够生存和发展，而是只有具有竞争力的参与者才能发展壮大，不适应的将被淘汰，新的进入者可以参与竞争。只有允许正常业务得以开展，依法经营的参与者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才能够得到遵守；只有当违法违规成为少数或个别现象的时候，才有可能严格执法；只有在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的时候，才有可能要求执法机构严格履行其执法的职责，这样的证券市场才可能是一个法治的市场。
规则及参与主体问题
证券立法是制定规则，而规则是要由各方参与主体来遵守的。在考虑修改规则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培育合适的参与主体。
从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律法规来看，规则已经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规则并没有被市场参与主体所遵守，长此下去可能导致市场行为的失控。在严格执法的背景下，应当在处罚违规机构的同时，加大对于机构中直接责任个人的处罚力度。对于机构的处罚通常会对市场的正常运行甚至社会安定造成较大冲击，需要十分谨慎，而对于个人的处罚则往往可以收到更加直接的震慑效果。事情都是人干的，对干坏事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才是治本的办法。
证券立法要想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就必须在改造证券市场参与主体方面有所突破。规则的完善和参与主体的改造，二者不可偏废。
深圳证管办主任 张云东观点：
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我国应对风险的机制由政府性保障过渡到自律性保障。建议民间赔偿的范围应涵盖：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关联交易和操纵股价等；经济处罚和赔偿责任不应只停留在公司的层面，应转移到相关个人，以加强震慑作用；加强对公司控制人的规定，无论间接控制人还是直接控制人，只要对股东造成了伤害都必须追究责任；尽快修改《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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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纪律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我市经济发展环境，根据宜都市纪委《印发<关于开展〈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纪律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执行情况立法调研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都纪文[20xx]15号)，现制定本局《暂行规定》执法情况立法调研阶段工作方案如下：
一、调研目的
通过对《暂行规定》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了解实施成效，总结分析《暂行规定》实施的经验和不足，为进一步落实《暂行规定》提供借鉴;分析《暂行规定》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及存在的问题，总结粮食部门建章立制工作经验，为修订完善《暂行规定》奠定基础;推动《暂行规定》进一步落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我市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二、调研内容
(一)《暂行规定》实施的效果。
1、《暂行规定》贯彻落实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适用情况)、取得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各科室、机关工作人员对《暂行规定》的了解程度和对《暂行规定》实施情况的评价。
3、依据《暂行规定》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追究纪律责任的典型案例及其剖析。
(二)《暂行规定》的立法技术情况
1、《暂行规定》中对损害经济发展行为的情形设定是否全面、科学、明确，纪律责任追究方式设定是否合理，随着实践发展有哪些内容需要修订。
2、《暂行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有无矛盾的内容，有无不衔接的地方。
3、《暂行规定》体例和框架、条文和字句是否科学、规范。
(三)对《暂行规定》贯彻实施和修订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三、具体安排
立法调研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工作启动(20xx年7月下旬)。
1、局机关组织学习贯彻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制定下发本局具体工作方案。
(二)工作实施(20xx年8月)
1、深入学习宣传。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暂行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扎实开展立法调研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总结实施效果。认真总结《暂行规定》贯彻落实的基本情况、取得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3、广泛征求意见。召开机关座谈会，结合宣讲《暂行规定》，认真了解损害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征求对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4、开展调查研究。对《暂行规定》的实效性、可操作性、适应性和技术性进行分析，提出修订完善《暂行规定》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研究进一步严明纪律、加大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纠正和查处力度的办法和措施。
(三)工作总结(20xx年9月上旬)
1、撰写《暂行规定》执行情况立法调研工作报告，于20xx年9月7日前报纪委调研室。
2、结合立法调研，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安监局成立以局长刘青为组长、局班子成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纪检组，邹莉兼任办公室主任，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二)抓好统筹结合。把开展《暂行规定》执行情况立法调研融入反腐倡廉工作全局，特别是贯穿于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的各项工作中，与“三抓一促”活动相结合，与治庸问责相结合，切实做到统筹推进，确保工作实效。
⬖ 立法培训总结 ⬖
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甚至有违宪之嫌，其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为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无法可依的局面，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已初步由“无法无天”走向法制的基本完备。但由于主客观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立法体制、程序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检视，多方面的研究结果引出一个共同的期待：尽快制定立法法。立法法的制定一时似乎成了解决立法活动中所存在的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立法法的制定，成为理顺立法体制、解决立法冲突（包括立法权限冲突和立法文件冲突）、完善立法程序以保证立法质量和提高立法速度、避免立法无序的主要措施，在行政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立法法的制定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立法中存在的'“诸如行政立法的权限、程序、解释和冲突”等问题，以及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监督的重要制度设计。因此，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法列入立法规划时，有的学者禁不住欢呼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立法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其论证和起草工作的，历经数年的不懈努力，立法法带着理论界与实践部门人士的众多期待，终于于3月15日正式出台。由于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肩负着太多的重托，所以它的出台理应引起学界热烈的评论与赞语，但与以往国家一些重要立法的出台所引起的热烈反响相较，立法法出台后，学界的反映未免有些冷清。毫无疑问，立法法的出台，使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在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理智地对立法法的内容乃至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件本身作些反思？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古有瑕不掩瑜之说，笔者却欲反其意而用之，用瑜不掩瑕来评价立法法，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立法法的出台虽使如立法权限的分工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立法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整体上与某些具体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在立法法出台之前对草案的讨论中，学界对此即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法草案不存在合宪性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自行进行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而且，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监督权”实质上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剥夺，同样是违宪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立法法对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因涉及各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说属于“宪法”问题，应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全国人大以日常立法，即通过制定立法法来对它自身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其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
而且，就现代分权理论而言，立法权的执掌者为国家立法机关，这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根据宪法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这些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及规章的权力并非立法权，而属于行政权的范畴，立法法将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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